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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建国70周年有奖征文:从苦娃成为大学知名教授

时间:2019-06-07     作者:乔云霞【原创】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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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不是空穴来风,是我的亲身经历。想来是个奇迹,在重男轻女的上世纪50年代,女孩上学的极少。我家8口人,父母与我们6个孩子,我是老大,过得是吃完上顿下顿有时没有着落的日子。在祖国阳光雨露照耀下,70年我从苦娃成为大学知名教授,成为覆盖新闻传播学界的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下设22个分会)常务理事;2017年2月我成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新闻爱好者》的封面人物。(见上图)在新中国建立70周年之际,我由衷感恩祖国!我和我村的变化可以见证祖国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好。

一、有名的盐碱村近几年连年办春节联欢会

我是河北巨鹿县柳茂村人,小时候老人常说:咱村都是盐碱地,只有柳树能活,所以叫柳茂村。这说法是否准确,我没有考证。但那时地里到处翻着白色的碱屑,收成很少,入冬后不少人家远走他乡去乞讨。父亲乔存皋是巨鹿有名的武术家,现在到处办武术学校的夏云飞的父亲是我爸爸的高徒。父亲教徒不收费,他们过年过节应约到县城表演给点钱,农闲时外出表演,看的人送一点粮食,大家分。这样我家勉强可以糊口。

8岁时村里来个女老师,穿着干净整齐,书教得好,我好生向往,盼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她那样的人。我把想法多次说给父母,并说放学后就干活。我清楚记得父亲说:“我和你娘不认字,知道认字好,咱家情况不好,你又哭又闹,我们也心痛。”这样9月开学,我11月开始去上学。四年后,我考上了全县四所中心完全小学之一的何寨完小。学校离我家12里多地,我披星戴月一个人走读上学,五年级我门门课5分(5分制)。六年级开学不久,母亲生病,我照顾母亲带弟妹2月余。班主任王淑贤老师听说母亲基本好了,就劝母亲让我再去上学。母亲说跟不上了,不上了。王老师多次来我家,还说不走读了,在王老师床边搭块板,跟老师住一起,每天晚上给我补课。父母盛情难却,我又回到朝思暮想的课堂。王老师邢台师范毕业,爱人是海军,书很多还有多种杂志,我补课后,就用其余时间读了大量书,为我后来写文章打下基础。没有恩师,我的人生当另写。之后,我考入巨鹿一中,又考入河北大学,依靠国家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并留校任教至今。

1963年洪水泛滥,房屋倒塌,在全村堆积的高台生活了20多天。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织起来,集中粮食,统一吃饭。第15天时仅剩一点粮食,留给老人和小孩吃,其他人每天只喝2次不见米的清汤。我是申请入党的共青团员,多次劝说老人不要拿东西祭天了,国家会帮我们的。第18天上午,直升飞机向我村空投了几箱馒头和大饼,我们有救了!那一年,我们吃了来自全国的粮食,用救济款重建家园。1966年地震,我们何寨乡成了重灾区,周恩来总理去看望,带去了救灾款,鼓励人们重振精神,建设美好家园。全村人深受感动,互帮互助,建起了防震房。

现在,我们村在国家派去的技术人员帮助下,根治了盐碱地,种植枸杞和金银花,成为药材基地。地震房翻新成双层砖房及楼房,户户有存款,一半多家里有大学生有汽车,还常有人自驾或乘高铁去旅游。人们生活富裕,到处欢歌笑语,近几年还年年办村晚,唱歌,跳舞,武术表演等,尽情歌颂美好新时代。

二、为新闻传播学院发展做贡献

我毕业留校教中文系写作课。1980年5月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河北大学新闻学专业,7月新闻专业筹备组成立,谢国捷先生任筹备组组长,楼沪光任副组长,我负责图书和设备的购置。上世纪80年代,图书很少,新闻传播类图书稀缺,买书要起大早赶到书店排队等候;到外地买了书,怕寄出丢失,那时身体健壮,无论多少都自己背回学校。我们知道港台设备和新闻传播类图书很多,没有可靠的人也无法购买。1995年9月,我参加在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召开的“世界华文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结识了台湾政治大学的世界著名学者李瞻教授、出版家和新闻学家朱传誉先生,我十分诚恳地讲了想请他们帮忙购书的事。他们商量愿意与我们交换图书,即把我们下架图书给他们,换取新闻学新书。我回来如实告诉了负责人,他说这是好事,可惜我们做不成,我们新建的专业哪有下架图书?我又去找校图书馆,馆长说馆内图书出入要登记,不方便。我不甘心就此罢了,告诉负责人,两位先生在北京办事,住燕京大酒店,我想看他们,说明情况,还要他们赠书。那时,出差要事先申请,才能报销。负责人很为难地说,如果你去,送东西、路费都不能报销,怎么办?我说大不了花掉我一月工资(月薪600余元)。那时,我校生物系教授培育一种“高能蛋”,即用特殊饲料喂鸡,生出的蛋,吃后对心血管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便带上工作证(本校职工8折)买了2箱鸡蛋。我到燕京大酒店找见台湾学者,他们对“高能蛋”有耳闻(那时疯传此疗效甚好),但不知何处购买,要给我鸡蛋钱。我是来要书的,钱,说破了天,绝不要。他们说回台湾后要筹集图书,让我们等着。朱传誉先生让其在上海工作的侄女,先转寄我几本书,我写信致谢意,并询问向新闻系赠书的事。1997年,价值12万元台币的书寄到新闻系资料室,正是我们急需的广播、电视、广告等书,填补了我们图书的空缺,心存感激,寄去捐赠书证表示感谢。这成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友谊象征。

学校2次派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从师学界泰斗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方先生点石成金,把一个半路出家的愚钝之人,指导成可以教新闻学从事研究的人。在新闻传播学院学科建设中,我是院里第一个在一级刊物《新闻传播研究》发表论文的,是第一个也是全校较早在《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是第一个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因我主持的国家课题申请时要举行“全国舆论监督研讨会”,我资金不够,请院里帮助。白贵院长与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商议在北京办,这样北京学者就不用住宿。我们接连办了八届,成为一个品牌,扩大我院在全国的影响。从1995年至2017年“世界华文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国外开了十届,我是每次都提供论文参会的世界三位学者之一,被第十届大会称谓“十全十美”的资深学者。我曾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新闻界人物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我在学院开过多门课,是省级精品课《中国新闻史》的创建主持人。我们培养了几千名学生,尤其是我做班主任的92级新闻专业,还是当时全省仅有的全国先进班集体,他们已经成为各新闻单位处级或厅级领导。我在职时,主持参与了多项省社科课题;发表论文100余篇;著有《中国广播电视简史》,与刘玉凯合著《俗成语词典》,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参与《中国古代新闻史》、《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等十几种书的编写。

我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三等奖2次。获省教委教学一等奖1次。获保定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大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写作学会优秀成果奖多次。获校优秀党员、三育人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社会不断鼓励我,我要汇报社会。

三、退而不休笔耕不辍

2007年,因教育部文件规定60岁后,不能再做学科带头人,我时年64岁退休。我现在是新闻界人物研究所所长,河北大学老教授协会理事,郑州大学与新华社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特约理事等。

我初中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就以奥斯特洛夫斯基、吴运铎为偶像,希望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我退休后不愿坐享清福,“老牛亦解韶光贵,不等扬鞭自奋蹄。”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现在我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每天吃药,但还可以工作,生活安定,时间充裕,又有专长,正是感恩国家、报答人民的好时机。

退休后我认真做了六方面的工作:一、退休后的前3年还上研究生的课,之后校内的课不上了,有时到校外搞讲座。二、以自己的风范,知识、理论、专业特长及经验,带领和帮助校内外年轻老师。帮他们看论文、申报社科课题;三、我被聘请为河北科技学院学术带头人,帮助专业建设,辅导青年教师。四、联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协助邓小岚(邓拓之女)辅导阜平马兰村小乐队,建立河大实习基地。五、匿名评审博士生、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参与论文答辩。六、坚持科研,笔耕不辍。我每年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在新闻核心期刊《新闻爱好者》《中国报刊》等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新闻传播学辞典》《中国传媒人物志》丛书10卷,280万字;作为编委参与国家社科出版基金资助课题,柳斌杰主编、李东东副主编的《中国名记者》系列丛书二十卷工作。中国名记者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迁,记录了中华文明从一个闭关锁国走向开放,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现在借助高科技人人都有话语权,但是鱼龙混杂,我们自觉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书写优秀记者,提升人们的新闻素养。我写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王云生、邓拓、李庄、纪希晨、南振中等50余名优秀记者。历史思维能力,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没有对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优秀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

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继续为祖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挥余热,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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