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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明月(1)

时间:2018-05-24     作者:陈国庚【转载】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一年,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是注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年,席卷中国大地的史无前例地政治运动,已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上层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华北西部的一个山区小县,虽地处深山僻壤,贫困不堪,但革命热情毫不逊色于大中城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充斥着大街小巷,造反派游行队伍的口号不绝于耳,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从开始的口水之战,演变到了舞枪弄棒,市井萧条,人心惶惶,孰是孰非无人知晓,国家前途迷茫,干部思想彷徨,许多干部无心上班,社会秩序混乱,眼看麦收季节已到,农民到嘴的粮食收不回来,社员们没了口粮,势必造成更大的社会动乱,作为有政治头脑的县革委会执政者们心急如焚,一个组织县直干部下乡督促抢收抢种的决议产生了。

公历六月二三号,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孟昭阳早晨八点准时来到单位,虽然身处在一个动乱的年月,各机关、厂矿、学校被造反派冲击的体无完肤,大多数干部已无心工作,但孟昭阳依旧是规规矩矩地上班准时到,下班准时走,用他自己的话说:“天下大乱唯独善其身者,乃真君子也。”

办公室小王过来通知他,局领导刚刚决定抽他去县工作队下乡,时间三个月,九点到大礼堂开动员会,具体分到哪个公社由县下乡办统一安排,如有什么意见和困难现在可以找领导提出来,说完转身走了。

孟昭阳很是纳闷。以前上面抽干部下乡,都是局领导去,实在轮不开也是办公室的党员干部去,今年怎么会派一个不是党员的普通职员去呢?不过既然领导决定了,自有当领导的说词,下个乡自己能有什么意见,又不是去劳改,再者说,你就是有意见,又能奈领导几何。在哪儿也是这点工资,在哪儿也是工作需要,在这动乱的年月里,与其天天看武斗队打架,还不如到乡下去清静清。下乡未必是件坏事,和基层的老百姓打打交道,了解一下农民朋友的喜怒乐或许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观有所启迪和帮助,想到这儿,他走出办公室,抬手看了看表,离开会时间尚早“去百货买点日用品吧,到了农村会啥也不方便的。”

孟昭阳参加工作以来,今天是第一次以参会者身份,走进这个大礼堂的,他以前对能进大礼堂开会的人很羡慕,他认为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这大礼堂是上级部门拨专款为老区建造的,单靠本县当时的财力恐怕人工费也负担不起,他曾经进来过两次,是妻子搞了两张戏票拉他来的,否则真的没机会欣赏礼堂的内部结构,大礼堂建造得很气派,单凭礼堂内部那一排十几根粗壮高大的松木柱子,就会令山里人感到惊奇,再看上面那几根用钢筋衔接起来直径约40厘米的房梁,谁也不知道人家建筑工人是怎么运到房顶的,山里人住惯了窄墙黑屋,到了这宽敞明亮的大礼堂,自然觉得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似的,好奇、新鲜、感叹都写在了脸上。

孟昭阳找了个不起眼的后面的位子坐了下来,他扫视了一下四周,没有一个熟悉的,这些等待开会的下乡干部,有的抽烟,有的窃窃私语,还有的旁若无人、肆无忌惮地和熟人大声开着玩笑,这种嘈杂的场面,老孟是极不适应的。他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喜欢一个人独立思考的性格,用单位那些老粗干部的话说,这是个文化人。

九点钟到了,那些该到台上的都上台了,主持人扯开嗓子要求大家安静,刚才乱哄哄的会场渐渐安静了下来,孟昭阳的位置离主席台较远,他看不清是哪个领导在讲话,不过即使看清了自己也不认识。他用耳朵专注地听着,身边的人有的掏出纸笔在记录,其实领导讲的很简单,这次下乡的中心工作和纪律,这几条老孟不用记在纸上,单凭自己的记忆力就够了。当主持人再次用驴叫似的嗓门强调下乡人员必须认真执行会议内容时,老孟觉得很好笑,主持人说:“这次麦收是虎口夺粮,抽调的都是各单位的骨干力量,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今天下午务必到位。”老孟想:自己在单位连个组织都加入不了,啥时成了骨干力量了,净他妈胡扯淡。

大会宣布各公社下乡人员分配名单时,老孟听到自己被分到半山公社,同组的有李秋月、赵春花,队长李秋月。老孟没有着急走出会场,第一次下乡,心里没底,他想先认识一下同组的另两位同志。发文件的干部告诉他,李秋月是半山公社的副主任兼妇联主任,今天没来开会;赵春花到现在还没报到,让老孟先把文件带上,直接去半山公社找李秋月同志会合。同组的两个人都没来开会,老孟心想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陈如玉听说孟昭阳要去下乡割麦子,而且一走就是三个月的下乡任务,火气不知从哪来的,这个生性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冲老孟吼道:“你们单位领导是不是都爬不起来了,派你一个小职员去下乡,这大热的天到农村割麦子,又苦又累的轮到你了?平时入党提干的好事你怎么就不是骨干了?” 老孟见如玉越说越不像话,忙打断她。“注意点影响!瞎吼什么?不就是下个乡吗?又不是去劳教,”“我注意什么?这缺德的当官的能做出来还不允许咱老百姓发发牢骚呀!”“发牢骚管屁用,这社会不公平的事多着呢!靠发牢骚能解决问题吗?”老孟说“你给我支点粮票和钱,该带的东西我早已收拾好了,你可别到处瞎说,我从来没到过农村,这次去长长见识,开开眼界,看人家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也趁机到农村锻炼锻炼,又没人逼着咱干,能干多少干多少,你不用担心,我心里有数。”陈如玉从会计那预支了60元钱、50斤粮票递给了老孟,恋恋不舍地说:“昭阳呀,到了农村可千万照顾好自己,不能干不要强干,这年头像咱们这样无社会背景的小老百姓,再怎么表现也不会被那些派系领导、裙带关系干部看重和重用的,累了你就回来歇几天,要不咱装病也可以,什么纪律不纪律的,那是吓唬老实人的,有多少下乡的干部不都是在家歇着拿工资吗?真心实意下去为老百姓办事的有几个?再说人家有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小队干部,用得着你们去指导,去督促吗?”老孟说了句:“你别穷啰嗦了!我去和两个老人打个招呼,顺便看看孩子,省得他二老牵挂。”说完身走了。

 孟昭阳何尝不理解妻子的心情,只是不像陈如玉那么心直口快藏不住事罢了,和孟昭阳一起毕业参加工作的几个干部子弟,早就入党提干了,有的早已是正科一把手了,而老孟一直原地踏步,默默无闻地当着小职员,至今党组织都未能接纳他。是老孟没能力吗?不是;是老孟工作不积极,思想不进步吗?不是。老孟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和平年代在中国官场出现了僧多肉少的现状,当干部的有什么权力用什么权利,现在的官用不着去冲锋陷阵,用不着自己作工作计划,讲话稿有秘书写,工作由下面的人去干,这官谁也能当,所以社会上出现了官二代,官裙带,官亲派。孟昭阳虽然没在官场上混过,但见得多了,自然也就明白其中的道道,所以他活得不卑不亢心平气和。用他的话讲,不当官不挨整,不担惊,不受怕。当官的是有好处,但每次运动一来,受冲击的也是他们。人啊,只要安安生生地活着就好,什么官不官的,俗话说得好,“争名的为名而死,争利的为利而亡。”人怎么活也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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