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中最黑暗时刻是什么时候？看后更佩服

1960年，中国人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他向毛主席提了一个问题，问毛主席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主席回答他：那应该是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的时候。

带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毛主席，在革命中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也无数次跌到了再爬起来，继续奋斗向前，他的革命道路上也经历了无数挫折。

为什么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会成为主席一生最黑暗的时刻呢？

挟兵索权

毛主席之所以认为1935年长征途中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也是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时刻。

自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后，蒋介石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消灭红军。

为了达成目标，蒋介石调来了100万大军，自己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地先后进行了五次“围剿”。

1935年1月，当中央红军好不容易突破湘江封锁线时，人数接近20万的红军只剩下了3.7万人。

当时红军的计划，是继续向湘西推进，然而早有准备的蒋介石已经在前方布下了重兵，如果红军继续原来的路线，势必会跳入蒋介石准备好的陷阱中。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主席建议放弃原计划，红军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推进。

这个当时可以挽救红军的计划，却遭到了王明和李德的强烈反对，直到红军拿下贵州黎平，并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在会议上肯定了毛主席对于军事的指挥能力。

1935年1月，红军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不仅确定了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这个新的“三人小组”，还为红军后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就在当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音“冒”）功会师之后，红军的前途，又发生了变数。

最大的问题，就是张国焘。

在红军会师后，张国焘发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实力上存在巨大差距。

这个差距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比起来，就是叫花子和海龙王的差距。

这样悬殊的差距，让张国焘开始有了别样的心思。

所以在懋功会师之后，尽管大家表面一团和气，但是会师之初，张国焘就有点自傲地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当时就察觉他口气的傲慢，当时也不软不硬地回了过去。

会师第二天，红军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红军之后会北上川陕甘一带。

张国焘虽然在会议上同意红军北进的方针，但同时也提出了“南下”的想法，他对于“统一指挥”的问题虽然没有多说，但之后却隐隐流露出自己要掌军权的想法。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的决议向北前进，在连续翻过两座大雪山之后，终于到达了四川芦花，张国焘在此时突然提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决议。

张国焘提这个，无非就是看到他强中央弱，有了别的心思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指使他的亲密伙伴，在中央各领导中频繁活动，软硬兼施，在内部搞起了分裂。

此时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虽然从蒋介石的重重包围中逃了出来，但还没有彻底摆脱蒋介石军队的围堵。

外患仍在，内部却有了分歧，这对仍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红军来说，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面对张国焘试图分裂红军的举动，中央也从大局出发，尽量团结张国焘，说服他大局为重，但却没有成功。

连夜脱险

为了达到自己领导中央的目的，张国焘先后找过聂荣臻、博古，想要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阵营，却都没有得逞。

为了要挟中央，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就不利于行军，不顾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尽快北上的命令，一直不肯出发。

为了团结张国焘，让他尽快北上，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

军委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

即使中央做出了这样的改变，可是张国焘还不满足，仍然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由，一再贻误战机。

就在张国焘迟迟不肯北上的时候，国民党胡宗南已经在四川松潘县集结了大量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之中。

形势的变化，让中央不得不再次修改战略，重新制订了新的战略计划，并于1935年8月在四川沙窝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会上，张国焘仍然坚持，认为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他还在会上有意将思想上的分歧，扩大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矛盾上去。

因为中央其他委员对于中央决议的支持，张国焘在会上勉强同意了中央北上的方针，但到了会后又变了主意。

中央原本规定让张国焘率部北进夏河流域，在甘南形成扩大之势，张国焘却提出，自己要经由阿坝向青海、宁夏进军。

他的这个要求，与中央的计划背道而驰，所以毛主席和前敌委员会的总指挥徐向前向张国焘致电，要求他按照原计划进行，张国焘却置之不理。

此时的他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不仅自己一意孤行想要南下，还准备以非常手段，让中央和他一起行动。

9月9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让他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借着人多势众的优势，要挟中央和左路军一起南下。

毛主席当时就和陈昌浩在一起，他听到陈昌浩说张国焘要求南下的意思后，立即表示要和中央书记处开一个会。

毛主席说，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都在红三军团司令部，那我就和张闻天、博古一起去三军团司令部找他们开会吧。

说是开会，其实是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用开会的由头脱险，所幸当时陈昌浩仍是相信毛主席的，就让主席去了红三军团。

毛主席一到三军团，就立即招呼叶剑英等人，带着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连夜北上。

他们北上虽然果断，但是途中因为红军大学的政委何畏，差点走不了了。

当时何畏把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北上的消息告诉了陈昌浩，陈昌浩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于是红军大学的学员便都停止了行军。

毛主席等人走在前面，他们看到红大的人停下来了，就也停了下来想问个究竟，正好红大的教育长李特也带人赶了上来。

李特之前曾任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性格急躁而且枪不离身，他带人赶上来后就气势汹汹地问毛主席：张总（张国焘）命令南下，你们为什要北上？

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里的驳壳枪已经上膛，他们的手指就扣着扳机，一副随时动手的样子。

眼看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毛主席示意大家不要紧张，然后平静地李特说：现在的形势摆在眼前，大家分析一下，北上还是南下可以商量。

接着他话锋一转，表示彭德怀同志也支持北上，此时带着红三军团就在后面，大家都是红军，要团结。

彭德怀是出了名的性子直脾气爆，连李特也有所顾忌，所以在听说了彭德怀就在后面之后，他就没敢轻举妄动，只是把红大学员中，原属于红四方面军的人带走了。

那一天，正是1935年9月9日，这天经历的一切，深深地烙在了毛主席的心里。

另立中央未得逞

带领红三军团北上后，毛主席和部队在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后，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进入陕北吴起镇，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而张国焘则率部来到了四川理藩县卓木碉，又另立了一个“中共中央”，还宣布“开出”毛主席、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中央委员的职位和党籍。

他还给陕北的中共中央发电，说中共中央应当自称“北方局”，自己这里才是名正言顺地“中共中央”。

就在张国焘妄想取代中共中央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苏联返回，他艰难来到陕北之后，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向张国焘发电。

张国焘此时还想凭借与林育英之前共事的私人关系，在回电中将“分裂红军”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毛主席。

在电文中，他还俨然以“中共中央”自居，发文的落款使用的就是这个名称。

谁知林育英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马上回复他，共产国际同意“北上”的路线，并将张国焘另立的中央称为“西南局”。

这封态度鲜明的回电，让张国焘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中共中央又趁机做工作，1936年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等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成立了西北局，不计前嫌地任命张国焘为西北局书记。

当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这也意味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破产，红军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为以后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开辟出了新的天地。

1937年3月，为了纠正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的路线错误，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时毛主席之所以决定和红三军团连夜北上，是因为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上明确说明，要南下开展党内斗争。

叶剑英看到这个电文之后，立即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这才当机立断，决定带着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北上。

而且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当时中央对于张国焘一直采取隐忍的态度，但是张国焘却一直咄咄逼人。

会议上因为这些对张国焘提出批评时，他虚心地一一接受，并表示都是自己固执己见的错误，还写了《我的错误》进行检讨。

然而此时的张国焘心里已经有了别的想法，这会他认错态度良好，不过是为了迷惑中央做出来的假象。

第二年4月，张国焘就趁着祭奠黄帝陵的机会，离开陕北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

大浪淘沙，革命路上苦难重重，能坚持正确的道路走到最后的，才是坚定的无产主义战士。

虽然张国焘中途自己走了歪路，但是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等中央委员的领导下，让革命回归正确的道路，在红军面临分裂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才最终有了今天的中国。

结语

毛主席一生经历过数次险境，1927年被国民党的“清乡队”抓住，他在途中奋力逃脱，躲在乱草中，跟搜索的人近在咫尺，因为没有鞋子，脱险时脚底已经是鲜血淋漓。

井冈山时期，看着敌人已经冲到了指挥部前面，毛主席毅然带着战士们一起冲锋，战士们大受鼓舞，这才把敌人打退。

然而这些对于毛主席来说，只是他个人的生命遇到危险，怎么能比得上革命到了险境的时候，所以尽管他一生也有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对于他来说，那次与张国焘的斗争，才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他是怕中国革命从此再走上误区，怕中国的劳苦大众因为这个错误，离光明远了一步，与这些相比，他的个人安危反而是小事。

这才是大公无私的领袖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