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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养老院都在赔钱 破解难题仍需探索

时间:2019-12-12     作者:保定老年网   阅读

北京向西,在六环的良乡出口往南1.5公里处,坐落着一处16万平方米的老年公寓。拥有奇石湖景主题公园、开心农场、人工湖、智能化设备等,这家名为德隆睿颐苑的老年公寓,是北京最大的综合养老机构。

不同于北京及周边其他高端养老机构动辄每月1万元,甚至2万多元的费用,这家老年公寓将价格定为每月3000元到6000元不等。然而,平民化的费用加特色的基础设施,并未吸引大量老人入住,1000多张床位只有300多人入住。运营四年多,这家机构仍处于亏损状态。

负责人张德伦在一次行业研讨会上曾自我剖析说,“在模式的创新方面可能有点问题”,与会的专家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症结在于:在15分钟养老圈内,缺少一家大的医疗机构。换句话说,“养”高分,“医”不及格。

因医养结合不到位,导致盈利难,这是中国民营养老机构的“通病”。医疗服务不到位、不可及,会让中高端老年消费者,“拿着钱犹豫不决”。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80%以上的民营养老机构均处于亏损状态。

“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需进一步衔接、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有待提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军,在一次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

如何解决医养结合的痛点?相关部门提出“制定医养签约服务规范”,鼓励“养老机构与周边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签约合作”。

此举对于“有养缺医”的养老机构能否奏效?“说不好,有待观察。”一名业内人士分析,全国有近4000家医养结合机构,已有2万多家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建立签约合作关系,目前看,“尚未对医养结合带来颠覆性的创新,带量带效益的作用也有限”。

对于民营养老机构来说,用长期护理保险与完善的人才培养系统,或能厘清“谁付费”“谁提供服务”等核心问题,以小博大,拆除掉阻挡老年人与资本“入住”的挡板。

缺医的养老机构

同医院一样,拼床位、比硬件,是养老机构“秀肌肉”的主要方式。

养老这件事,由事业化逐渐向市场化转变,可仍基本沿用了旧有的体制。如今的民营养老机构仍然根据床位数量来做预算、建设养老设施,政府的补贴也按照床位数来发放。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共有约750万张养老床位,平均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超过30张。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称,今后3年-5年将增加普惠性养老床位100万张以上。地方政府也纷纷为养老床位设定目标,如南京市规划到2020年,全市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应不低于45张。

养老床位的建设成本高昂,少则10万元起,一线城市甚至高达五六十万元,政策性补贴只有1万到6万元不等。

一家机构建设多少张养老床位,能达到投入与运营的最佳状态,并无定论。中民养老规划院院长苏志钢谈到,在养老产业发达的日本,大多数机构床位数介于50张至100张,“小机构星罗棋布,形成嵌入式布局,整个行业重服务质量,并不一味追求数量”。

在中国,拥有几百张养老床位,已经是养老机构的标配,一些医院也加入了冲养老床位的行列。可数量多,并不意味着运营状况一定好,养老机构的运营状况,看的是入住率。

“一般入住率达到70%营收平衡,80%能盈利,100%盈利很可观。”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教授屠其雷说,低于50张床位的机构经营会很难,50张到200张比较得当,“目前全国民营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40%多、不到50%,80%的民营机构是亏损的”。

优质的、综合性的养老服务,尤其是实现医养结合,是养老机构盈利的关键。德隆睿颐苑自建了医务室,并且对接了医保结算,仍难突破低入住率的困局。在屠其雷看来,距离优质医疗资源太远是其弊端,“虽然位于北京郊区,但就北京的交通状况,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一两个小时都到不了市区的医院”。

泰康之家CEO刘挺军在2007年进行市场调研时,便感受到了就近的医疗资源匮乏给养老机构带来的挑战,“美国的家庭医生普及程度高,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强,从社区很容易到达大医院、社区医院、诊所。而中国的家庭医生体系有待完善,大医院都集中在城区,郊区的医疗资源有限”。

不过,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看来,泰康之家的CCRC(提供持续照料服务的退休老人社区)养老模式,将日间照料、康复、护理、资产管理结合起来,也只能支持康复护理服务,“急救、诊断和住院服务,是任何养老社区和养护机构均力不能及的事情”。

医养结合中的“医”,并不是简单的感冒开药、查体保健。学术界普遍认为,医养结合中的医护体系,由急救、门诊、住院、医疗康复、失能失智护理、临终安宁和慢病管理七大专业服务构成。

“医养结合,并不是在医院里开几张养老床位,或者在养老机构招几个巡诊医生就能实现的。”北京市老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马乃篪谈到。马乃篪曾在北京中医医院担任主治医师多年,“门诊医生在给老年人看病时,需要根据大量数据、资料重新做诊断,如果这些在养老机构、社区能完成一部分工作,才能叫做医养结合”。

中国目前有2万多对签约的养老机构与医院,签约后,这些分别由民政部门与卫生部门管理的机构,能否真正“结合”,一些学者颇有质疑。

养老服务与医疗有明显的界限,想要打破并非易事,一名上海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情况下,上马更多的养老床位,获客效果并不好,反而有成为累赘的风险。”

谁为养老买单

在养老行业,难以融合的并不只有卫生与民政系统,商业保险、基本医保也是难啃的骨头,这也恰恰是决定行业发展的核心——支付问题。

对老年人而言,长期护理很重要。因此,国内外都开发出长期护理保险,这是一种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而丧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从而需要长期照护的人,提供护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保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至2018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

2016年,中国开始在15个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学习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护理保险跟从医疗保险”,即长期护理保险以医疗保险参保人为覆盖对象。

早在2012年,山东青岛便尝试长期护理保险。当时,青岛的医保部门看到很多老年患者“压床”,医保为此平均每年需要为一名患者多支付1700元。青岛市决定,以从医保基金划转的方式筹资,患者可以到医院或养老机构所办的医务室接受长期护理、生活照料等养老服务。经过测算,一年170元就可以照顾好一名患者;三年后,长期护理保险没有增加医保支出,反而是降低的。

2018年底,青岛市发布的《长期护理保险暂行办法》,规定了参保人经过长期照护需求等级评估后,可申请护理保险待遇;参保人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费用,可以得到70%-90%的报销。

“长期护理保险减轻了老年人的负担,扩大了机构的入住率,很多机构达到100%入住率,实现良性运营。”屠其雷谈到,“青岛的服务人员比北京收入还高,护理保险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试点城市初见成效后,不少试点外的城市,如北京,也在跟进,但跟着医保基金走的方式,对于整体产业发展与养老问题的解决,仍然功能有限。

太保安联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上海长期护理对于机构养老支付标准为每月600元-900元,长期护理基金支付85%,但从上海、北京护理机构供给情况来看,目前普通中档养老服务机构每月花费通常可达4000元-5000元,中高端机构可超过1万元,社会长期护理保险仅能负担15%-20%的机构费用支出,补偿水平有限。

由于中国医保基金结余状况不太乐观,试点城市的筹资水平,甚至不如“老师”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比如,青岛、长春和成都的筹资水平,大体相当于医保缴费基数的 0.5%,上海的筹资费率是 1.1%,而德国在推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之初,筹资费率就达到了1.7%。

此外,由于目前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体系、结算系统具有医保特色,国内养老机构想要开展国际合作也难过支付的关卡。“山东半岛的几个城市与日本、韩国的不少养老机构谈过养老方面的合作,但是支付体系、结算系统不一样,进入不了报销系统,合作都无法继续。”苏志钢说。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被寄予厚望。中国保险学会与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05年至今,中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发展仍不成熟,与其他人身保险产品相比,市场份额仍相对较小。

原因在于,这个险种在发展过程中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护理保险产品也无明确定义、缺乏相关精算数据,护理服务体系也不健全。

即使在美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也是一个难于管理的产品。美国目前只有15家公司还在出售长期护理保险产品,而在高峰期的上世纪90年代,将近130家公司逐鹿这一领域。

美国Genworth金融集团CEO托马斯·麦金纳尼撰文称,大多数公司当初对产品的定价假设与现实相比有很大偏差,导致了巨大亏损的产生。比如,当年竞争激烈时,不少公司推出了终身给付的产品,如今的产品都设置平均三年左右的期限,并给赔付设置每月4200美元的上限。

很多美国公司都“玩不转”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习惯了只是给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开展经办服务的中国保险公司,能否重新捡起来?

至少商业诱惑力是巨大的。太保安联的报告认为,如将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以支付护理支出的部分,作为商业保险补充的服务空间,则仅北京和上海商业护理保险潜在规模就已接近千亿元。

护理人员匆忙上岗

无论如何,中国目前有超过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这些人的养老护理,离不开专业的护理人员。

在中国,养老护理人员的培训,常常是师傅带徒弟,培训人员绝大多数年龄40岁、50岁,很多来不及培训就匆忙上岗。即便如此,缺口还是极大。

“从很多地方试点来看,现在从业人员主要以农民工为主。没有受到专业训练,待遇水平很低,流动性很大,这样不利于专业队伍的建设。”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曾表示,“现在这个缺口非常大,据一些地方不完全统计,在测算地区的缺口达到150多万。”

在养老体系成熟的国家,护理人员一般接受过大学、大专教育后,再经过三个月或五个月的培训,才能上岗。而中国大多没有职业培训,苏志钢认为,“首先整个行业并不被认为与其他行业是平等的。”有些机构会做突击培训,一般几个星期就能出一批人。

其实相关部门在养老产业方面制定了不少标准,但基本是与设施等硬件相关,与人相关的标准非常少。

“医养结合中,医师、护士的培训机制很成熟,但在养护方面,以前只有一个‘养老护理员’,其实就是护工的延伸,去年还取消了。新的标准还没出来。”屠其雷说。

康复辅具方面,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中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要突破7000亿元。可中国的康复辅具领域,连一个正规的职业都没有。

在日本,仅仅围绕康复辅具,便有辅具咨询师、辅具维修师等职业,前者为老年人提供辅具使用的咨询,辅具的处方由康复治疗师来开具。中国目前仍然不存在辅具咨询这一职业,设立康复辅具技术专业进学校,也不过才十年时间。

种种问题下,导致的结果便是:五星级酒店招收合格员工很容易,但是养老机构却很难招到合适的护理人员。

上述业内人士称,人才的培养,与行业的发展、运营模式的整体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先进的临床治疗技术比较强大,需要将医学技术真正辐射到养老机构、社区、居家,才能盘活整个生态”。

快速创造的床位数、非专业的护理人员,以及未能跟上的保险,使得养老产业的投资环境、产业环境,总体给人一种急功近利的印象,也让很多有需求者始终在专业养老机构门外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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