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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母亲的承诺

时间:201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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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父亲在洪湖牺牲,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四个,乘坐木划子,在洪湖上东躲西藏,逃避敌人的追捕,终被敌人捉住。敌人审问母亲时,母亲总说是讨荒的,敌人认定我们是红军家属,用剌刀把我母亲头上剌得鲜血直流。母亲的鲜血染红了洪湖水,我们四姊妹惊吓得大哭。丧心病狂的敌人用剌刀把不足一岁的我挑入湖中,母亲立即将我抢起,并说;我们死也死在一块。

敌人将我们一家关进了洪湖监狱。他们得知我们老家是应城县(现为市),就将我们解往应城。在乡亲们的营救下,我们被放了出来。回到老家陈河镇陈家庙湾,一无所有,借居一间厢房,用泥巴糊了一个灶就安置下来。

母亲替人家割谷赚工钱,维持生计,接着种了几亩租田,当时,我们都很小不能干活,因此,所有农活,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终年劳动,含莘茹苦,全家艰难度日。

穷人孩子早当家,我们很小就参加劳动,随着时间向前推移,我们一天天长大,许多农活皆为姐姐和两个哥哥所代带替。

一天,母亲对哥哥、姐姐说:你们姊妹四人,没有一个人读书,将来会受人欺负的,还是让国典(我的乳名)上学读书,哥哥、姐姐一致同意,这样,在我十岁那年到庙上读私塾三年和到陈河街上小学读了一季五上。

两个哥哥跟人家做长工,却把我送到学校读了几年书,这在今天新社会算不了什么,旧社会,我们全家不得温饱的情况下,还让我去读书,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冬季雪雨天,家中没有胶鞋,哥哥们就背我上学,背我回家。

但是,哥哥和姐姐都未上过学,终生文盲,母亲和哥哥、姐姐对我的恩情说不完,感动我一生。

1949年2月,我参加了革命,离家前我向母亲和哥哥姐姐信誓旦旦承诺:对母亲一定讲孝心,对哥哥、姐姐尽仁义。

上世纪50年代,我刚参工作的头几年是供给制,对家中无力照顾,到了1952年实行薪金制,当时哥哥们尚未分家,我除了自已的生活费用外,全部寄给母亲,以报答母亲养育之恩和感谢哥哥、姐姐、嫂嫂过去对我的帮助。

1952年我到孝感地区学习,母亲由老家步行到孝感,对我说:二哥无钱结婚,二嫂不能接进门,我立即把手上的钱全部给了母亲,这样,二哥才成了家。1955年和1956年组织上送我到上海学习,妻子除了给我生活费以外,把下余的钱送给我的母亲,直到1957年以后,我相继有了三个孩子,负担重了,但是,也未忘记他们,仍然支持他们,即使我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义分子的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下放农村劳动三年,我不能回家,当然,我也无法照顾老家,可是我的妻子代我行孝道,支援哥哥、姐姐、嫂嫂,也未终断。

老房子住不下,计划拆掉老房子,各自做新屋,哥哥们进城征求我们的意见,要把我们算一股,参加分配老房子,妻子说我们不要一片瓦一根木,你们做新屋都有困难,我们尽力支援你们,于是,她将全部积蓄1200元支持他们,每家四百元,这在上世纪70年代初,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还帮助他们买砖瓦、买木料。除了每年定额支援外,他们有特殊困难找上门来,也给于支持,有求必应。我曾把母亲接到我的家里生活了三年,可她却挂念两个哥哥和姐姐,要回去帮他们一把,但是,她的生活费全由我包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我的孩子相继参加工作,我的负担逐步减轻,就加大力度对老家支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的母亲、大哥;大嫂和二哥相继去世,我全力安排了她们的后事。健在的姐姐和二嫂,我就一如既往援助她们。不仅我对家扶贫帮困,我的儿女对老家也是经常支持。

我的儿女清明节回老家扫墓,回来跟我讲:姑妈病了。2008年5月26日,我就赶回家。农村正在抢栽中稻,是大忙季节,既弄不到汽车,又请不到人,怎么办呢?我本着拼老命的精神,横下一条心,就在湾里找了一辆板车,将车上垫了一床棉絮,我将姐姐背到板车上,拉着板车为姐姐治病。

当人们看到一位白发苍苍,在高温下拖着病重的一位老婆婆, 拖得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弯着腰艰难地行走在公路上,人们无不动容,有几个陡坡,我拉不上去,好心人帮我推车,才爬上了坡。到了镇医院门口,我背着姐姐进了医院,请医生看病,作了几种检查,打吊针,我为她端尿端屎,在馆子里炒了几个菜,请她吃中饭,又开了一个半月的针药和口服药,花去两千八百元,合作医疗只报了150元。

在医院呆了一天,,我又将她背上板车,拖着她回家,村里人围观说:你已是76岁的老人了,用板车拖你姐姐到镇医院治病,全村人都很受感动。

老友们常问我,为何半个多世纪支援老家?我说:我有今天,是与母亲的抚养和哥哥姐姐们的呵护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我只是尽了自已应尽的责任。

我的经济条件比哥哥姐姐好,每月有固定工资收入,他们没有,孩子们都在家务农,而且混得不大好,我的哥哥、姐姐、嫂嫂年高体弱,伤失了劳动能力,生活较为困难。我活得好,也要帮她们活着,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那还谈得上爱人民、爱祖国呢?我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我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把节约下来的钱支援他们。

虽然,我已是年近8旬的离休老人,时至今天,她们对我的恩情记忆犹新,宛如昨天,牢记心中,永远不敢忘怀。现在健在的只有姐姐和二嫂,只要我不在她们的前面离世,我一定把她们赡养到底。

村里人以十分羡慕的口吻对我姐姐、二嫂说:你们真好呀!有个好弟弟,他经常回来给你们发工资,帮助了你们几十年,真不简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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